北宋米芾·《尺牍三札公议帖·韩马帖·新恩帖》卷北京故宫藏

《尺牍三札公议帖·韩马帖·新恩帖》卷局部

葱玉先生:共三札,故宫购回,极好。张伯驹云:“不佳”。不可解,存京。见,真而精,白纸,多网纹。曾刻入《墨妙轩法帖》中。

——参照张珩批校《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》P237

徐邦达先生:此贴是米芾尺牍的,大概是相距不久时所写,纸墨也差不多,此(第三)帖《石渠随笔》评为伪本,极不确。《石渠随笔》(似三札后增)的说法,是不能成立的。阮元鉴考粗略,可见一般,真难付(错字应为:副)盛名。帖中所说(韩马)。当为唐韩干所画鞍马。此帖想是米氏在汴京时所书。

——除《石渠宝集》、《石渠随笔》外,徐氏也引用张珩《墨妙轩法帖》的著录。

——《徐邦达集·古书画过眼要录·晋隋唐五代宋书法·贰》P471

朱绍良

解读:

葱玉先生对此幅米芾《尺牍三札》卷,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认为是真而精的米书。也对作品的材料评断,为白纸地,并说明上面很多网纹。当然本身是批校《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》,无需再指出《石渠宝笈》著录,主要是查出《墨妙轩法帖》中著录之物。先生对张伯驹先生,评判此幅作品不佳,表示很不理解。其实,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,没有被售到其他地方,而长留在北京,被故宫购买入藏,是非常好的事情。

徐邦达先生在《古书画过眼要录·贰》P471,进一步考证,通过对阮元错误评判,验证了葱玉先生的目光如炬。徐先生还在葱玉先生著录基础上,得出(韩马),当为唐韩干所画鞍马。也猜想是在汴京所书。

解读:

经查米芾生卒情况:襄樊学院魏平柱教授《米芾年谱简编》

1)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已(1101年)五十一岁,发运司属官,在江淮间。此时在汴京之外。

2)徽宗崇宁二年癸未(1103年)五十三岁,由发运司属官改太常博士、书学博士。在汴京。

3)徽宗崇宁三年甲申(1104年)五十四岁,仲春尚在书学博士任,后知无为军。在汴京。

4)徽宗崇宁五年丙戌(1106年)五十六岁,书画学博士,礼部员外郎。在汴京。

5)徽宗大观元年丁亥(1107年)五十七岁,知淮阳军。在汴京之外。

因此,米芾在汴京时间,应为53岁--56岁的三年时间,在57岁外放为官任上而终。从五十岁算起,应该只有三年时间在汴京,尚有四年时间在外为官,不能猜想在汴京所书。

再查阮元《石渠随笔》,阮元对前两帖评价高,“宋纸,亦精”。阮元只是引用王铎语:“纸不佳,字亦不确,似三札后增,败笔,淡墨,涂抹干湿不匀,而极有生气”。而乾隆《墨妙轩法帖》,对这米芾尺牍三帖评价很高,阮元应该知道这一经过的,并不是阮元所鉴定考据的。

根据上述问题和查阅资料得出结论,正是由于张伯驹先生的鉴定意见,米芾《尺牍三札》卷,才得以留在北京,最终被故宫收购。而葱玉先生和徐邦达先生都认为,此幅作品真而精,先生又庆幸故宫购藏是极好之事。徐先生将此幅作品,归于米芾汴京所作,有些不准确。将“韩马欲借三五日”,就断为韩干所画鞍马,似乎牵强。但是,这丝毫不影响徐先生的鉴定能力,也不能撼动徐先生学术地位。

米芾薄王崇唐人,尤爱颜真卿书法,此幅行书尺牍颜味十足。从字的结体来看,在颜体基础上崇尚北宋流行“散体”书风,有明显的独特风格“刷书”味道。就以争论较大的第三札《新恩帖》来论,那种大胆放纵的笔势,与台北故宫米芾《翰牍九帖》卷,不难看出同属米芾同一时代作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