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世纪初,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,借助马背上的骁勇,迅速崛起,统一蒙古族各部落,创立了蒙古汗国。数十年间灭西夏,又向西北扩展,征服俄罗斯与中亚、西亚,紧接着侵入长城关内。1234年,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,与南宋联合灭了金国,占据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,并开始大兵压境向南进军。宋高宗咸淳七年,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,取《易经》乾元之义,改国号为大元,次年定都大都。至元十六年灭南宋,统一中国,结束了300年来国内各个政权并存的局面。元朝扩大了疆域,比之汉唐更为辽阔。战火连绵使人民痛不欲生,但其后南北统一却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得比相互交流,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,东西方之间因渠道畅通,科学、文化的交流传播也进一步发展。

蒙古定都北京,又以中国为汗国之中心,即是看中了当时在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汉文化和汉族的封建经济实力。“野蛮的征服者,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”。在战争中,蒙古贵族首领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陈旧观念。

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,更注意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,并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。他采纳契丹人耶律楚材和汉人学者刘秉忠、姚枢、许衡等人的主张,推行“汉法”,所订制度,多参照唐宋体例。

元初,尽管因战争的原因,各民族得以广为接触,然因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,将各族人分为四等,蒙古人为一等,色目人为二等,汉人为三等,南人为四等,因此汉族人民及汉族士大夫地位卑下,思想十分痛苦。尽管在元仁宗延祐二年,统治者采纳了汉族儒士提出的“惟科举取士,最为切务”的建议,重开科举制度,但因此走入仕途的儒生,依然很少。国家各级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上,汉人入仕者仅为附庸。元世祖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,曾命程钜夫往江南访贤,征得儒士24人,赵孟頫居首选。赵氏出山以后,对元代书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元代虽实行民族歧视政策,但在思想上却并没有重大的钳制,比较宽松。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,使汉族士人仕途无望,于是许多人转向文学、艺术方面的奋斗,促使散曲、杂剧、书、画在元代有了长足的进步。

继宋词后发展出的元曲以及在前代基础上发展出的元杂剧,在元代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,占有突出的地位,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、社会的矛盾,具有现实主义倾向,这显然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无望仕途,而与民间艺人和下层广大人民广泛联系的结果。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,但那些鞭挞社会黑暗、歌颂纯真爱情的作品,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倾向,具有大胆的创造精神。

在绘画方面,元代如赵孟頫、李衎这样官居高位的艺术家毕竟太少,因此那些拒不入仕或不得志的文人画家,便以陶渊明为理想人物,而小隐于市。他们以山水画或梅、兰、竹、菊寄托情怀,抒发爱国之心与崇高的气节,导致了以重主体情感的写意山水画为主流的文人画的发展。其实即如赵孟頫亦属于在痛苦中度过一生的士大夫文人艺术家,他的作品亦以上述题材为主流,因而在思想感情上他与隐逸画家是一致的,元季山水四大家黄公望、吴镇、倪云林、王蒙无不受到他的影响。

书法的发展,与文学、绘画等各类艺术一样,都因元代统治者对汉族文人的歧视而受到影响。但由于书法的实用性一面,作为文字的载体,它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回避的。元世祖不善书,却为了他的子孙能在这块汉文化的土地上坐稳江山,而令太子裕宗向指定的名儒学习书法,临写的大字珍藏于东观。其后英宗、文宗、顺帝都研习书法,文宗书受赵孟頫影响宗晋人,顺帝之子爱猷理达腊则书学虞世南。尤其是元文宗于天历二年沿“玉堂”旧制建立了奎章阁,由学士虞集撰《奎章阁记》,集因代法书名画作为内府收藏。元文宗还命柯九思为奎章阁鉴书博士,并在奎章阁集中了一批重要的书家,如虞集、揭傒斯、康里巎巎等。由蒙古贵族为统治者的元代,有此盛举,不能不说是书史上的大事。可惜奎章阁是短命的,仅仅五年,柯九思就因大臣争权、宗室内讧而被撵出朝延。

元代书法的发展最为突出的因素,客观地说还不是帝王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,元初的少数民族书家如辽宗室耶律楚材等,虽善书,但也不足以有震动书坛的影响力。其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由于领一代风骚者赵孟頫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。赵孟頫以精妙绝伦的书画赢得元世祖恩宠和朝野的好评,荣际五朝,官居一品,使得元代绝大多数的书法家仰慕于他。由于他书法推崇二王,提倡复古,影响甚大,因而形成了队伍庞大的赵派书家群。

赵孟頫虽身在高位,但一生始终有归隐之心,如前所述他的山水画开启了元四家,在艺术思想上乃与隐逸画家相通。因此这种被压仰的精神创伤不可能不反映于他的书法。书法既不同于绘画直接以形表现,也不同于他自己的诗词可以吟哦出内心的痛苦,只是书法反映得较为隐蔽罢了。在元人统治下,赵氏推重古法,不能不说有恢复传统的一点民族意识;他着意追溯晋人,取晋人之逸趣,也不能不说其有一点寻求超脱之意。他的书法以遒丽、秀逸为基调,以清新脱俗、高雅出尘开启了一代新风,将北宋苏、黄、米等提倡的文人书法,在南宋后期衰微之后,向前发展了一大步。其书法中体现的书卷之气,后来成为涵盖书坛近500年的楷模。诚如此,元代以赵孟頫书风为主流的书法,较之唐人缺雄放之气,较之北宋少奇逸之趣,则是元代的社会条件之局限使然。

元代的书家除开赵氏一脉,还有隐士一脉。尽管其中不少作者也受到赵氏影响,或因社会地位的共同性而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,但其中为数不多的隐士书法家,却有别于赵派书法的风格特征。他们虽具有优厚的生活条件,却不能出仕而报效国家,苦闷的矛盾心理,使他们只能以书法来表现情性,因此比起赵氏一脉来,能更多地流露出自己个性,如吴镇、杨维桢、倪瓒、陆居仁等。虽然此脉远不及赵孟頫影响之大,但不可忽视他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。

元代帝王为巩固统治还大兴宗教,对各教派基本一视同仁,佛教、道教、回教、基督教、犹太教都得以传播,其中因佛教和道教在蒙古统一天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,因而此二教力量最强,影响量大。佛教寺院之多,道教庙观之大,都是空前的。与此同时,元代帝王采纳汉儒士主张,仍然推重宋代程朱理学,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念。所有这些都在元代的文学、戏剧、绘画中反映出来。元代书家留下了许多他们所抄写的佛经、道经,也正是宗教影响的结果。同时,更因佛教、道教的流行,涌现出一批佛家、道家书法家。例如中峰明本,钱塘人,俗姓孙,性睿敏,元代高僧,为高峰妙和尚的弟子。他是赵孟頫夫妇的佛门师傅。晚居浙江天目山,仁宗召聘不出,赐谥普应国师。书虽初学王羲之,然用笔尖起尖出,类“柳叶”,自居家数,其书作流传日本较多。又如一山一宁,俗姓胡,浙江台州人。南海普陀高僧,大德三年奉元成宗命,持诏书出使日本,后留住日本镰仓建长寺、圆觉寺和京都南禅寺。圆寂后日本人追赠“一山国师”,所传佛门学派世称“一山派”。其草书在日本极负盛名,日本当时的书家雪村友梅、虎关师炼均出其门。他的草书师承颜真卿、怀素,狂放有法度,元气淋离。有《雪夜作》、《六祖偈》、《法语》等墨迹传出,在日本尊为国宝。再如雪庵溥光,俗姓李,字玄晖,号雪庵。大同人。元代高僧。学兼内外,淹贯百家,书画俱入神品。其书学颜、柳,“善真、行、草书,尤工大字。国朝禁匾,皆其所书”。他的榜书还影响了高丽。此外,元代禅僧古林清茂、明极楚俊、清拙正澄以及元叟行端、祖瑛、月江正印、龙岩上人、楚石梵琦、了庵清俗等,书法各具特色,表现了佛门书家特有的孤介绝俗之气息。因佛道书家并非元代书法的主流,后面不再展开。

由于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时代,因此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一些汉化的高层知识分子。他们大都长期生活在中原,与汉族文人接触而受到感染,其中也不乏朝中重臣官僚,如康里巎巎、周伯琦等,都在元代书法家中身手不凡,并对后世书法颇有影响。这些少数民族书家对于交流各民族的文化艺术,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元代书法的发展,因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士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,这是我们了解元代书法时所不能忽视的。

二、元代书法的复古现象

元代的书法约可分为三期,前期包括蒙古王朝之初到大德之前,即指忽必烈的统治时期。蒙古统一中国之前,因战争连绵,书法不振,所以前期实际上主要指忽必烈灭南宋之后约20年间。元初赵孟頫、鲜于枢、邓文原等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。中期指从成宗大德时代至文宗天历、至顺时代,元代的书法得以较为充分的发展。这一时期不仅是赵孟頫的书风风靡朝野,而且赵氏的学生辈如虞集、张雨、柯九思、朱德润等亦都活跃于江南和大都,更因文宗酷爱书画设立奎章阁,而使元延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书画艺术家。文宗以后至元末的顺帝时代是为后期,这一时期康里巎巎 、周伯琦成为帝王身边最重要的书家。此外隐士书法在乱世中也得以突现。总体而论,88年间因赵孟頫的影响,元代书法整个表现出全面复古的趋势。

回顾历史,北宋书法在“宋四家”的倡导下,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。自宋南渡后,这种文人书法的写意特征却没有再得到充分的发展,模拟当代书家之风转而抬头。最突出的是苏、黄、米的影响,不仅在北地,金朝的书家竞相仿效,南方亦如此。宋高宗赵构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,其《翰墨志》云:“本朝士人,自国初至今,殊乏字画名世,纵有,不过一二数,诚非有唐之比。”他自己的书法实践,即初从黄,再从米,而意识到须追本源后,则从智永上追二王,故其自云: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,无不临摹……众体备于笔下,意简犹存于取舍。至若《禊贴》,则测之益深,拟之益严。姿态横生,莫造其原,详观点画,以至成诵,不少去怀也。

惜南宋为时代所限,宋高宗的这种以回归魏晋而图书法变革的思想,未得拓展。

元初赵孟頫的出现,使元代初期的书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。在赵孟頫之前,北方书家多宗颜鲁公,学习苏、米的人也不在少数。但自从赵氏书风的风靡,一股向晋人学习的复古潮流占据了整个朝野,即连由金入元的的鲜于枢,也力主归宗二王,并受到赵氏本人的浸染。古典主义的书风因赵氏的提倡,笼罩了整个元代,继而延续至明代中期。我们将书法史上的这一转折,看成是一次重要变革。

赵孟頫的书学思想,正来源于赵构,他在仕元之前,便从赵构书法入手。一是其为宋王室后裔,所谓嫡系之传;二是赵孟頫的书学观,受赵构影响颇深,只是仕元后赵孟頫因政治上的原因,隐匿不言而已。但一旦时机成熟,他便毫不隐匿自己的观点,而坦露俗继承宋高宗遗志的决心。赵孟頫言画“贵有古意,若无古意,虽工无益”;于印章则提倡汉魏印章贵有“典型质朴之意”,抨击“新奇相矜”、“不遗馀巧”的世俗审美观;其“作诗文皆从李、杜、韩、柳中来,顿扫旧时之气习”。因此他的艺术审美观完全是以崇古为立场的,这种崇古思想,导致了他在书法上以晋人书风为尚,再由魏晋上溯两汉、先秦、所以他广涉行、楷、今草、章草、隶书]、小篆乃至籀书。由于赵孟頫的影响,各种书体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,吾衍、吴叡、周伯琦等多数书家以篆隶名世;印章亦因赵、吾的倡导而由实用艺术转而成为文人艺术,并得到自隋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。元代的篆隶艺术和文人印章艺术成就,向不太被人重视,而实际上是书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,对以后明清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章草一体,唐宋罕有人作,而在赵的影响下元代则不乏好手,鲜于枢、邓文原、康里巎巎、俞和等均擅章草,元末宋克法前人而创造性地将章草与今草糅合,使章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。此外小楷的振兴,也与赵氏的身体力行有关。这些风气使元代书法反映出鲜明的全面复古现象。

赵氏的书法观,集中体现在这样一句话:“当则古,无徒取于今人也。”所谓“则古”,即以古法为准则;所谓“今人”,则显然是针对南宋以本朝书家为法的风气而言的。因此赵氏的崇古书法观,正与赵构合拍。不论其初衷如何,客观上却显然有着振兴之意,犹如唐宋八大家之古文运动,乃借古以开今,以法古而力矫时弊也。虞集曾说:

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,犹有前代意,其后坡、谷山,风靡从之,而魏晋之法尽矣。米元章、薛绍彭、黄长睿诸公方短古法……米氏父子书最盛行,举世学其奇怪,不惟江南为然。金朝有用其法者,亦以善书得名,而流弊南方特盛,遂有于湖之险,至于即之之恶谬极矣。至元初,士大夫多学颜书,虽刻鹄不成,尚可类鹜。而宋末知张之谬者,乃多尚欧阳率更书,纤弱仅如编苇,亦气运使然耶!自吴兴赵公出,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。

此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赵氏开一代书风的原因,也将赵氏在书法史上的突出贡献阐明。

明代的董其昌一生以超越赵氏为目标,正是从赵孟頫本身超越宋人这一点上得到的启示。大凡书史上开派的一代宗师,都清楚前辈人的笼罩是开启一代新风的最大屏障,因而注意师法文人书法本源。而赵孟頫所领导的这一古典主义的回归潮流,正具有了这种特征。董其昌云:

晋人书取韵,唐人书取法,宋人书取意,或曰意不胜于法乎?不然,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,非有古人之意也。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,虽已意亦不用矣,此必宋人所诃,盖为法所转也。

这一高屋建瓴的评论,以意与法的辩证关系观照书史,既含蓄地批评了宋人欠法、元人欠意,又含蓄地肯定了宋人取意、元人取法而各能超越前代的优势。而董的意、法统一目标,正是晋人的韵。然平心而论,他的这一目标实是与赵孟頫相同的,只是赵氏所处的时代,既不可能有苏东坡那种抒发个性的自由境界,也不能似米、黄那样狂放颠逸而振迅天真。他也并非完全如董氏所云“虽已意亦不用”,而如宋濂所评的那样,“笔意流动而神藏不露”。客观地说,这是赵氏书法的长处,亦是其弱处。这种在全面回归中恢复古法纯洁性的努力,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个性情趣在更深层次上的拓展,并因此而成为这一书法潮流的主要特征。诚如此,以赵氏崇古导致的元代书风,以其典雅、秀逸的书卷之气,为文人书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。

三 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的开端

元代书家中,书、画集于一身者十分普遍,较之宋代更向前迈进一步,苏轼、米芾尚未在画面上加以题跋,而元代书画家如赵孟頫、柯九思、倪瓒、吴镇、张雨、杨维桢等,均喜在画面上题跋、钤印。画成之后,将时间、姓名、作画的感受、题画诗跋于画上,再钤上印章,一可补意之未尽,二可使文学、书法、印章与画相映成趣,增加了形式感。这种题跋的形式使元代文人画形成了新的风尚。与此同时,画中的书法用笔,在崇尚古法思潮的影响下,也越来越被人重视。赵孟頫诗云:“石如飞白木如籀,写竹还于八法通;若也有人能会此,须知书画本来同。”这种观点可视为此时画家自觉地将书法融入绘画用笔的代表。柯九思善写竹石,他甚至认为“写竿用篆法,枝用草书法,写叶用八分法,或用鲁公撇笔法;木石用折钗股、屋漏痕之遗意”。由此元人在观赏柯九思《竹木图》时,如此写道:“绝爱鉴书柯博士,能将八法写疏篁。细看古木花藤上,更有藏真长史狂。”元代以书法笔法观照绘画的认识,一方面乃由元人重视恢复古法派衍而出,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自北宋以来文人画的用笔技巧。反之文人画在元代的发展也大大促进文人学习书法的欲望,因而成为书法本身发展的一种动力,当时的书画家力主以书入画,认为“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,其画法即书所在”。画上的题跋与以书法入画的风气,使元代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起来,对后世的书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