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,商业从属于农业;历代统治者推行“扬本抑末”政策,因而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得不到充分的发展。虽然如此,商品经济发轫于战国时代,迄宋、元、明、清,一直到民国,却连绵不断。在商品经济潮流中,商人自然是商业行为的主角;商人在一般人眼里,是尔虞我诈、聚敛财富的高手,有所谓“无商不奸”的传名;不过在从商的行列中,我们发现总有一批传统的读书人,厌倦于官场倾轧,羞怯于阿谀奉承,从仕途走进商海,他们以读书人的儒家本色埋头苦干,理性地进行经营管理,努力钻研通商理财之道,一点一滴地积累财富,集腋成裘,成为富贾。走上成功之后,又将资金返回社会,反哺文化教育事业,自己却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。人们将这些商人称作儒商。在清代有所谓晋商、徽商,在民国时期,有所谓实业救国论,其代表人物就是南张謇北周叔韬。这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,其功绩和书法,已经广为人知;其实在近代,这类人物在民间很多,不过他们的事迹在极“左”的岁月里被渐渐湮没了。如果我们耐心地发掘史料,就会发现他们。这里介绍的是北方另一位不为人知的儒商书法家樊榕。

一、樊榕其人

樊榕,字荫荪,号退安,河北清苑人,生于清咸丰十一年,卒于民国三十一年。他是光绪癸己举人,授山西知县。民国后实施实业救国策略,投资河北乾义面粉公司、清苑电灯公司,在保定组织同业公会和无公会组织的商人六百余家,成立保定商会,自任会长,为保定的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,西方列强的商业资本从沿海全面推向内陆;1872年中日签订《天津条约》后,日商大举进攻河北保定,极大地震惊了保定的读书仕子。当时学者黄彭年主持莲池书院,樊榕的父亲樊达汇一边读书一边经商。据《清苑县志》记载,樊达汇“常为同人津津诵太史公货殖列传,以为得其术者,小之可以富家,大之可以富国。自东西岛人到中土辟埠互市,天下大势,贫富强弱,群机括于商。中国财命操纵于敌人之手,奄奄待尽。诸君苟不早变计,易其所常学,研治实业及古今货殖诸法,以与列国权有无斗智力巧拙,以自阜其财,恐不数十寒暑,家与国相随而尽,有求为乞丐、奴隶。”在樊达汇、樊榕父子两代人的努力之下,“樊家大饶裕,遂创设商会于保定,广建学堂,与开四民之智,凡国家利用厚生诸事,屡出巨资助之成立。”樊达汇、樊榕父子利用自己雄厚的财力返哺文教,主要在三个方面:一、资助清苑县创立初级师范学堂。师范教育是中小学教育之母。清苑开师范教育之先,为保定的师范教育奠定了基础。此后保定的中小学才蓬勃发展起来,成为河北省的文化中心。二、设立阅报处和宣讲处。宗旨是普及时事知识和科普知识,弥补学堂教育之不足。阅报处和宣讲处全日开放,备有开水,派人常年服务,不取分文。为开启民智发挥了重要作用,从此保定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,也是北方新文化的中心。三、筹集资金,修复古代建筑。地处保定市中心的大慈阁为元代汝南王张柔所建,因地势高耸,形状十分雄伟,数十里外可见,列为畿南上谷八景之一;只因年久失修,柱檐倾斜。樊榕与乡绅联手出资,落架修复,保护了此地重要的文物设施,使古代建筑保留至今,为后人所称赞。

二、樊榕书法艺术

樊榕早年受业于莲池书院黄彭年、张裕钊、吴汝伦三山长,工书,楷书取法欧阳询、颜真卿,后以唐楷入魏碑。有《退庵老人墨迹》、《静寄轩诗钟》、《清苑樊荫荪先生遗墨》等存世。

在《清苑樊荫荪先生遗墨》里,由他的子女收集了他的书信、诗文、联句等墨迹,编印成册,由启功先生题签,署日为丁亥秋日,即1947年。参见图一。在这些墨迹里,可以看出他的书法变化的来龙去脉,也是研究此人生平事迹的第一手资料。启功先生手书题签,也使我们看到他早期书法的某些基本特征。

樊榕在莲池书院与王树楠、胡景楼、贺涛、刘若增、安文澜、傅增湘一起,承接桐城派余绪共研古学,一时保定人文蔚兴。光绪十五年,学者张裕钊返乡里之前,在此书院教授文史,此时他在楷书领域,已有书名。张裕钊是晚清最著名的北碑派书法家。康有为认为,六朝以来,写楷书无人能与张裕钊相比。张裕钊1824~1894年,字廉卿,号濂亭,湖北武昌人,为曾国藩幕僚。他精于训诂、音韵,有《濂亭文集》传世。他晚景不佳,贫困而死。终其一生,与其说他是书法家,不如说是学者。可是康有为却认为,他的书法可以与经学之戴震、骈文之胡天游、散文之龚自珍相比肩。在康有为看来,有清一代书法,八分以伊秉绶为代表,隶书以邓石如为代表,行书以刘墉为代表,楷书以张裕钊为代表,是国朝书法的最高峰。此说在保定书界颇有影响。张裕钊的高古浑穆的书风,深深地感染了樊榕。樊榕早年对隋唐以来的碑帖精心揣摩,他曾用心研习《九成宫醴泉铭》、《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》、《史事帖》、《房彦谦碑》、《温彦博碑》、《皇甫诞碑》,因此他的早期书风很有欧阳询“劲险刻历”的遗味;他也临《千福寺多宝塔碑》、《祭侄文稿》、《争座位帖》、《麻姑仙坛记》、《颜氏家庙碑》,因此也有颜真卿那种丰盈强劲、不趋古人的风格。中期以后,在张裕钊的指导下,樊榕以北碑刀痕所现笔意为准,以唐帖入魏碑,力求清新之姿。他以一部分资金投入北京琉璃厂各古玩铺,搜罗汉魏六朝碑版,临碑摹写;他平日一边口诵唐诗,一边默写,刻意以中笔必折,外墨必连,转必提顿,以方为圆,落必含蓄,以圆为方,锐笔而实留,涨墨而实结,因此其书精气内敛,劲洁清拔,直追魏碑,写出一片浑灏深古的新气象。参见图二。晚期,由流入源,尤喜汉隶,钻研裴岑、尹宙、乙瑛汉碑,并以《开通褒斜道刻石》指导自己女儿习字,使两个女儿都成为书法家。

樊榕的墨迹,据其后人所示,尚有若干品种:其中五尺对联三种,五尺四联朱子家训两种,都是他书法艺术的代表作。三种对联中,其中一种是他六十九岁书写的:“诗书夙所好,松兰欣相依。”另一种是他七十二岁写的:“万顷烟波鸥世界,九秋风露鹤精神”。参见图三。还有一种无年款,内容是:“回首鹅行有入主,来依鹏背负青天。”

三、樊又安的古隶书法

樊榕有四个女儿,在他的指导下,有两个女儿成为杰出的书法家,而以长女樊又安为最出色。在《清苑县志》卷五《金石篇》里,有贾恩绂写的樊又安墓志铭,记录了她的书法成就。墓志铭说:“余尝游保定,同年樊君荫荪长女今字又安者,方在龆龄舞剑器,顿挫琉璃,惊奇长老。余以聪敏颇矜异之。民国以来,四方骚乱,僻地走都下者日众,余与君皆垂垂老矣。忽解京师联欢道故,益倦倦焉。荫荪年衰无子,以又安之颖异也,诲若丈夫子然,素工书,尽以所得,授又安自石鼓,下逮秦汉篆、籀、分、隶,竟能神会心领,不懈而及于古。余惊喜赞叹,旋持分书、联语为赠。余张之壁,遒古开张,笔力惊刃,见之莫知为妙龄弱女子也。更以其所得,转授诸妹。家法井然。一门父女,自相师友,人目其为天伦乐事焉。……又安生于民国元年壬子五月二十四日,殁于十九年庚午五月二十九日。余时旨荫荪冀有以慰之也,然每晤辄道及又安,继以哽咽,夙矜其才艺,其行事又目睹耳熟焉。援铭厥墓,以至余哀。”由此可知,樊又安在河北省这一文化中心,已享有书名。

樊又安的艺术修养与樊榕的悉心培植密不可分,这可以从《清苑樊荫荪先生遗墨》中写给又安的一幅扇面诗文里,看出端倪。诗云:“辛勤得茧不盈筐,灯下巢丝恨更长。躇处不知来处苦,但贪身上饰衣裳。读经看书四十年,乌纱须上即青天。男儿尤画青烟阁,第一功名不爱钱。千锤百炼出深山,烈火烧来只等闲。粉骨碎身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。泽国江山入战图,生民何计乐瞧苏。凭君算话封侯事,一将功成百骨枯。旨淆嘉肴与管弦,通宵鼎沸乐丰年。侯门深处还去否,百万黎民在露天。范妹绨袍暖一身,大裘只盖洛阳人。九州四海黄棉袄,谁与天公赐以均。得福常应祸自轻,坦然无愧亦无惊。平生秘诀今相付,只向君心可处行。瞧螟杀贼纹巢上,弯触交争蜗角中。比例诸天观下界,一频墓里斗英雄。国手围棋分黑白,村儿斗草计输赢。转所一叹全无味,不解当场底死争。四边高木尽儿孙,曾见吴宫几度春。若使当时成大厦,也应随例化灰尘。”樊榕以理学治家、教子,传承文学,由此可见一斑。在其与子女书信中,每每叮嘱“温经、习字、阅史,三者不可间断”。

樊又安的作品,因其英年早逝,传世不多。笔者仅见一帧三尺卷轴,临《开通褒斜道刻石》。《开通褒斜道刻石》与《莱子侯刻石》一样,属于汉隶早期字体,不似后来通行的书风,有优美的波磔;它的字体方正,朴素有力,属于古隶字体。褒斜道是从陕西省眉县西南通至褒城县以北的一条险道,先秦时是从关中通往四川的道路之一。秦统一中国以后,此路多次开凿。东汉明帝永平六年,即公元63年,汉中太守钜鹿畜阝君受诏书,率领广汉、巴、蜀三郡的囚徒二千六百九十人,将已废弛的故道,重新凿通。为了记述这件功绩而勒刻此石。此石长期埋没于苔藓,无人知晓,迄南宋绍熙甲寅,即1194年,由南郑令晏袤发现,在其后刻上释文和题记。以后又渐渐被人忘记,直至到了清乾隆时的翁方纲1733~1818年在《两汉金石记》里重新提起此石,书家才加以注意。由于他是碑学前期的倡导者,人们发现研习隶字,追古溯源,必习《开通褒斜道刻石》。此字是刻在褒城县北石门的石壁上,横列分前、中、后三段,十六行,一行由五个字到十一个字不等。字大而细,长短宽窄极不整齐,却极富古意。樊又安在樊榕指导下,悉心琢磨汉代刻工勒石之法,直取汉人笔意。细审此条幅,看出又安以舞剑器顿挫琉璃之腕力,悬拳握笔,用力重而稳,一笔到位,绝无拖沓;肩架骨肉,恰到好处;其笔力雄健,自出新意;金石之气,盎然纸上:墨迹虽显松柏树皮苍老之意,却有刚锐不折之气;执笔如力拔千钧,绝无儿女之气也。实为上乘之作。参见图四。由此可见,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间,在西力东渐的时代,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法艺术在民间尚有顽强的生命力。

光贤是樊榕二女,也是一位书法家。在其父亲指导之下,书艺也迅速得到提高。我发现她在二十岁写的一帧横幅:“治鲁诗经,韦君章句,阙帻传讲孝经、论语、汉书、左氏、国语,广学甄微,靡不贯综”三十个字,年款是1931年。参见图五。她的隶字与其姐又安极其相似,也出自摹《开通褒斜道刻石》,属于古隶字。八十年代初,我曾有幸在其寓所一晤,届时她已是七十开外老媪,但精神矍铄,记忆尤强。当时中国书协谢冰岩先生组织一届全国书法展,光贤一幅集联入选,展览闭幕,却不见自己的作品返还。此事经我手所办,无以言对。她却爽朗地说:“丢失是不可能的;既然人家喜欢我的字,就让他收藏好了。”另赐墨宝一帧:“古为今用”。我细心保留至今。参见图六。如今,一般写隶字的书家,多钟情于今隶,其中原因一是今隶有波磔,美丽耐看;二是可以藏拙,一笔写坏,尚可修改。古隶则不然,每笔必送到而无涂改的余地;一笔写坏,通篇皆废。因此没有人肯下这种硬工夫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