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、兰、竹、菊,号称“四君子”,是中国人感物喻志的象征,也是历代咏物诗和文人画中最常见的题材,文人墨客无不醉心于此。为什么“梅兰竹菊”能成为中国文人最爱画的题材?为何“四君子”能成为中国所独有的绘画题材?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在《中国历代梅兰竹菊精品集》的序言中给予了解答。

在诗史上,给自然花草以寓意(比兴)至少成熟于《诗经》,稍晚的《楚辞》就已有了以香草比喻美人(和高尚人格)的名句。

在画史上,以自然图像作类似的托寓约成熟于宋代。而将梅、兰、竹、菊比作“四君子”,则已是明代的事了。万历年间,黄凤池辑《梅竹兰菊四谱》,陈继儒称为“四君”,后又称之为“四君子”。“君子”乃儒家经典中具有理想人格的人,把梅兰竹菊尊为“君子”,在画家是“君子依仁游艺”,在作品是善、美结合,远绍古代“比德”的艺术传统。

士大夫喜画四君子,首先是因为它们与“文”(文化、文学及其历史传统)的关系密切。在古代文献、诗、词和士人生活中出现梅兰竹菊,可谓久矣。《易·系辞上》:“同心之言,其奥如兰”;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》:“瞻彼淇奥,绿竹猗猗”;《离骚》:“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”;陶潜《归去来辞》:“三径就荒,松菊犹存”;颜延之《阳给事诔》:“如彼竹柏,负雪怀霜”;以及“竹林七贤”、“梅妻鹤子”等等的人物故事,“梅兄”、“菊友”之类的雅称,“梅风”(早春的风)、“兰日”(春日)、“菊花节”(重阳节)等等的节令别称……真是不胜枚举。

士夫文人有自觉的文化观念和历史意识,喜欢给自己的生活和语言披上“文”的色彩,图画不能尽意,就题诗作跋,加盖印章。欣赏熔诗书画印为一炉的四君子画,也需要综合性的观照。

流传至今的古代四君子画,大都是明清人作品。明清文人艺术家多,花鸟写意盛行,画梅兰竹菊不仅普及到一般文人士夫,甚至渗入到民间艺术中。四君子画更加讲究笔墨、画法、意境和风格,出现许多杰出画家和杰出作品。

四君子画历千年而不衰,是世界艺术史上不多见的现象。之所以如此,我想有如下原因:

一是中国文明尤其是中国绘画艺术,不仅历史久远,而且具有极强的继承性、稳定性和同化力——它能够吸收与同化外来艺术而不会被外来艺术所同化和泯灭。

二是四君子画作为艺术美的形态,总是和中国人的善的观念、对善的向往联系着,表现着中国哲学对真善的人性——人格尊严、气节、刚正不阿、忠诚于一种信仰和信念、洁身幽独、不畏强暴、虚心不傲等等的基本态度;人类社会不论怎么变化,都是要坚守这些基本人性和伦理价值的。

三是四君子画作为自然美的再现与表现,反映着人对自然世界的依恋和审美态度,人类征服自然但不能须臾脱离自然,无论作为物质生活来源还是精神托寓对象,人只有与自然保持某种和谐关系才会有生存的可能与生存的乐趣。